5月，马来西亚西港因达岛，60个巨型集装箱堆放在港口，在海风的吹拂下发出阵阵腥臭，在大马特有的灿烂阳光下，无数苍蝇拍打着翅膀，发出嗡嗡的噪声。

距离此处60公里以外的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一个名叫仁嘉隆的村庄在滚滚浓烟中隐匿了自己的真实面貌，刺鼻的气味在村庄上空肆无忌惮地奔散着，裹挟着有毒颗粒准备随时入侵村民的鼻腔、口腔。

47岁的雷鹏（音译）住在附近的一个小区里。“没有人能逃离有毒烟雾，这是最糟糕的部分。”

雷鹏说，数百吨塑料垃圾经常在离她家只有一公里远的地方被非法焚烧。她的三个孩子都因此患上了哮喘，她的丈夫则因肺癌目前正在住院治疗。

在过去的一年半里，越来越多的进口垃圾在这里进行回收和焚烧，让这个村庄陷入了一场全球性的垃圾危机。

这些景象或许似曾相识，时间拨回到两年前，它们还“存活在”我们国家的某些不知名村落；两年前，这些散发臭味的“进口垃圾”还堆放在中国各大港口，等待摇身一变，成为某个在建工程的一块砖瓦、一根钢筋。

2017年，一部名叫《塑料王国》的纪录片在圣丹斯电影节首映，迅速获得关注：在那个不知名的中国北方村落，11岁的小女孩易洁和她的一家人离开家乡四川，生活在垃圾堆里，每天对着臭气熏天的垃圾山机械地做着徒手分类，3岁的妹妹被束缚在母亲背后的襁褓里，4只苍蝇在她白皙的小脸上长久地停留。

影片上映的几个月后，那年7月，中国向世界贸易组织（WTO）宣布，将于2018年起禁止进口24种“固体废物”，包括西方国家回收计划的最终产品塑料和废纸。

自此，世界的每一个垃圾桶里，每一片废纸、每一只塑料瓶背后的丑恶和肮脏，终于毫无保留地曝光在白日之下，散发滔天的恶臭，闪烁贪婪的嘴脸。

“垃圾鄙视链”——从发达国家出口到欠发达国家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的生态中心垃圾回收部，每天主要的工作就是收集居民区的生活垃圾，并对他们进行初步的分拣工作，塑料会被首先分拣到一边，接着再按颜色分拣玻璃瓶子，后者由于运输成本会被就近处理，前者则全部流向中国市场。

经理丹尼尔说，这是因为“中国市场太好了”，中国买主能出别人两倍以上的价钱，“如果你也经营生意，你当然会选择最好的价格，否则就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

郁先生就是接收这些垃圾的其中一个中国老板，他在中国北方某个不知名村落经营一家塑料分拣厂。在那个不超过30平米的“厂房”里，堆积着来自不同地方的塑料垃圾。

除了美国加州的，还有德国、英国和日本的，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它们是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最多垃圾的发达国家。

郁先生没有学过材料学，但他知道，这些垃圾可以分成几百种不同的类别，哪些是聚酯或聚氯，哪些是苯或聚甲醛，虽然他看不懂它们的化学式，但多年的经营，让他知道如何来分别这些塑料。

点火、看烟、闻味儿……都是这些文化层次不太高的工人惯用的“土办法”，“比如聚氯，你看看，一点火它就发黑了。”

他们就这样坐在垃圾堆里，用手翻拣着这些散发着“驴蹄子味儿”的“洋垃圾”，混合着用火点燃后的刺鼻味道，其中可能含有二噁英。

他们已经从媒体上知道，这种气体可能会致癌。但他们不在乎。

“其实我也不愿意干，这东西又脏又有污染，我也知道对我自己也不好，但是我为了生存，没有办法。”垃圾堆里，一位中年妇女一边埋头工作，一边解释说。

旁边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反驳道：“以前也没有这些垃圾，以前也没饿死啊。”接着是一片压抑的沉寂，没有人停下手里的活。

2017年以前，这样的画面在中国的一些偏远地区并不少见，也只是中国“洋垃圾”处理的冰山一角。

近二十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主要的再生废物处理中心。据美国《经济学人》杂志统计，2016年，中国从国外进口了4500万吨非金属、废纸和塑料，总价值超过180亿美元，来自英国一个国家的垃圾就足以填满1万个夏季奥运会标准的游泳池。

“德国之声”报道称，2017年以前，中国回收的塑料垃圾占全球塑料垃圾的56%，而世界银行2018年9月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只有9%的塑料最终被回收，在低收入国家，90%以上的塑料垃圾未经回收，往往会在垃圾填埋场腐烂，或在非法焚烧炉中焚烧，这一过程将会释放剧毒气体。

E20环境平台固废产业研究中心负责人潘功博士告诉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中国之所以在21世纪初期大量进口“洋垃圾”，主要是因为当时国内的工业结构还存在短板，这些所谓的“洋垃圾”其实也是一种比较廉价、质量不错、分类程度较高的工业生产原料。

出于国家当时的经济水平、工业结构等各方面的考虑，进口“洋垃圾”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固体废物控制研究所所长蒋建国教授也向记者表示，“洋垃圾”刚进口时并非以垃圾的名义，当时主要也是从原材料的可再生资源的角度来考虑的，也确实对国内相对低端的工业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

事实上，除了中国，包括马来西亚、菲律宾在内的多个亚洲发展中国家，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每年从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进口数量惊人的“洋垃圾”。

英国《卫报》评论认为，正是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缺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严格的环境法律法规，使得它们成为有吸引力的垃圾处理场所。

从这些国家自身的角度来说，由于经济水平、工业结构等各方面较发达国家有更加明显的缺陷，考虑到本国的经济发展需求，它们也更加有可能向发达国家“妥协”或是主动进口“洋垃圾”。

这种由于经济水平的差距、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运输所谓“垃圾”的“生态链”虽然无形，却是确实存在的。蒋建国教授表示，这确实也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不公平”。

但他强调，这些欠发达国家的环保意识并不低，不会为了经济发展而牺牲环境。“进口‘洋垃圾’一定会造成环境污染吗？这不一定。”

据蒋教授介绍，国家以原垃圾的名义去进口“洋垃圾”需要满足非常严格的标准，这就是为了避免在获取经济发展所需的廉价原材料的同时对本国的环境造成伤害。

之所以会出现类似于《塑料王国》以及马来西亚港口的可怖情景，主要问题是出在管理上。“很多人不遵守法律法规，从非法途径获取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洋垃圾’，再以非法途径处理它们，这样就会对环境造成影响。”

《新海峡新闻》今年5月报道称，在马来西亚港口的“洋垃圾”集装箱中，多达50个是通过虚假申报和其他违法行为运入马来西亚的。其中有来自澳大利亚的，装满了废弃的电缆、电线、家乐福超市的塑料袋以及死蛆。

此外，即使是符合标准的原材料，在加工使用过程中也可能会产生环境问题，一旦控制不好，仍然会污染环境。

而上述这些可控或不可控的环境影响，正是中国自2018年以来推出“洋垃圾”禁令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为一旦开了口，虽然有标准，但监管难度还是很大，还是会有人用非法途径进口不符合标准的‘洋垃圾’，还不如完全禁止。”蒋教授说。

禁止“洋垃圾”进口——大刀阔斧并非一时意气

回看中国过去二十年进口“洋垃圾”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此次的大刀阔斧改革并非一时之意气。

早在十几年前，就曾有媒体将“洋垃圾”处理厂的真实面貌公之于众，那些来自欧洲的包装纸肮脏得近乎让人作呕。

作为回应，中国政府在2008年通过了一项固体废物法，重新规定了中国可进口“洋垃圾”的质量水平，并警告发达国家保持出口垃圾的清洁；

2013年，中国政府实施了全新海关执法协议，开展了加强固体废物监管、打击洋垃圾走私的“绿篱”行动，再次警告发达国家，在它们清理这些材料之前，中国将限制进口的数量。

近几年，“国门利剑”以及“蓝天2018”行动也在陆续推广之中，同样剑指“洋垃圾”污染。

然而，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政府并未采取任何补救措施。直到2018年，中国宣布将陆续大范围地禁止“洋垃圾”进口时，才让这些国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而除了对发达国家肆无忌惮出口低质量、高污染的“洋垃圾”忍无可忍之外，最终促使中国下定决心的还有中国自身的发展现状。

蒋教授分析认为：第一，中国经过多年的发展，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加大，此前对中国非常重要但比较欠缺的原材料缺口被填补，国家自身的支撑力度足以提供足量的原材料，在考虑环境因素的前提下，自然会选择舍弃“洋垃圾”；

第二，中国在这接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垃圾产生量增加得非常快，其中可再生资源、可回收垃圾的量也越来越多，国内的垃圾后段处理处置设施面临着较大的压力，相较之下，也自然会选择将垃圾处理能力优先留给本国产生的垃圾。

现在，中国的禁令还没结束：2018年12月31日起，包括压缩汽车废料、报废船舶在内的16种固体废物将被禁止进口，2019年12月31日起，包括不锈钢废料在内的16种固体废物将被禁止进口。

北美固体废物协会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大卫·彼得曼对此表示：“这些声明提醒人们，不要指望中国会取消最近实施的废物进口限制，我们需要支持美国国内创造就业机会的回收市场。”

破裂效应——禁令引爆全球垃圾治理变革

现在，把目光再投回马来西亚因达岛西港那60箱装满“洋垃圾”的集装箱上。据《新海峡新闻》报道，自2018年4月以来，这些非法运送而来的集装箱就一直滞留在这里。

滞留在马来西亚港口的洋垃圾

据国际回收局（BIR）数据统计，自“全球最大的垃圾场”中国发布“洋垃圾”进口禁令后，马来西亚的垃圾进口较过去整整增加了两倍。

发达国家的绝望垃圾商人被迫寻找新的客户，于是他们将原本计划运往中国的垃圾大量地送往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印尼和印度等东南亚国家。

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全世界的垃圾一直聚集在东南亚海岸。来自西方的垃圾堆积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港口，而从欧洲和美国进口的大量有毒塑料垃圾在马来西亚各地堆积。

位于亚洲东南部、同为发达国家的新加坡也没能幸免于难。仅仅去年一年，新加坡需要处理的垃圾达到了770万吨，足以填满1.5万个夏季奥运会标准的游泳池。

该国唯一的垃圾填埋场位于西马考岛，最新消息显示，它将在2035年前被完全填满，比预期的提前了10年。

蒋建国教授对此分析认为，原来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垃圾场”，人口多，缓冲能力相对较强。但那些东南亚国家本身较小，中国不再进口洋垃圾后，“洋垃圾”一下子全部涌入这些国家，以其自身的规模来说是短时间消化不了的，环境负荷一下子增加很多。

但中国的禁令显然提醒了这些国家，对可能到来的“洋垃圾”危机迅速作出反应——马来西亚和泰国已宣布将在2021年实施“洋垃圾”进口禁令，前者已推出了新的条例，预备把堆积在港口的所有不符合新要求的“洋垃圾”全部送回生产它们的国家，菲律宾在未来也可能会效仿此举。

从另一方面来看，西方国家之所以会把东南亚国家当作最后的稻草，也从侧面反映出他们在垃圾治理上已经黔驴技穷了。

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博士后亚当?利布曼在其去年12月刊登在“全球研究”（Global Research）的文章中将这种现象称为破裂效应。

“中国的‘洋垃圾’禁令不仅破坏了许多富裕国家的垃圾回收计划所依赖的废物跨洋流动，还打破了人们对“回收”本身的普遍理解，对回收和垃圾之间的区别提出了质疑，并且揭示了将废物转化为制造原料的过程中，不为人知的混乱情况——善意的消费者很少考虑将纸张从塑料中分拣出来的过程。”

作为全球最大的垃圾出口商，美国仅2017年就向中国出口了价值56亿美元的废钢，集中于西海岸港口的可回收物品的出口占了美国所有出口的24%，是其中最大的一单出口。中国的禁令不用说使得美国的许多州和地方都陷入了困境。

据亚当·利布曼介绍，迄今为止，这些原本可以出口给中国的垃圾其中部分缺乏其他市场，从而降低了它们的价值，最终导致它们被存储起来或被送到垃圾填埋场。

根据废物回收新闻机构WasteDive自2017年以来跟踪得到的数据，总体上看，美国南部各州受到的影响相对最小，西部各州最多。

举例来说，西雅图地区去年有数百吨混合废纸被送往垃圾填埋场，费城至少有一半的可回收垃圾被送往焚烧厂焚烧，芝加哥开始允许垃圾管理私营公司随意将可回收垃圾贴上“严重污染”的标签，亚利桑那州弗拉格斯塔夫市取消了7种可回收塑料的回收资格……

谈到美国在中国拒收垃圾的情况下所面临最大问题，废料回收工业研究所（ISRI）副所长助理马克·赖特尔认为主要有三个：一是更加严苛的垃圾质量标准，二是不同国家之间的检查标准不一致，三是来自中国国内自产高质量垃圾的竞争。

此外，作为垃圾出口量前列的国家，日本、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同样也在中国禁令下显得“捉襟见肘”：

日本对102个地方政府的调查发现，自中国的禁令生效以来，截至今年五月，四分之一的地方政府积累了塑料垃圾，有些地方积累量甚至超过了卫生标准；

英国当地政府协会（LGA）调查发现，国内垃圾的回收成本在去年增加了50万英镑；目前，该国已暂时发现了一种廉价的替代方案：向波兰出口垃圾，有调查显示，仍有大量送往波兰的垃圾被简单地倾倒在偏远的临时垃圾填埋场并焚烧。

蒋建国教授向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表示，这些现象暴露了出口垃圾的发达国家在处理这些废物的过程中，过度依赖于发展中国家，自己出现了在废物处理方面的较大短板。

ISRI所长同样也持此观点，但他也认为，这是发达国家国内回收行业崛起的绝佳机会。鉴于垃圾出口日益困难的大背景，他敦促发达国家采取以下行动：

1、要更加注重出口垃圾的质量，与本地利益相关者合作，寻找解决方案；

2、记住回收的原因——不是为了转移材料，而是为了“创造一种有价值的产品，抵消对原始资源的使用”；

3、制定计划，优先考虑长期对环境最有力的行动；

4、提高对居民和企业有关垃圾正确回收的教育，让居民明确什么是可以回收和不可以回收的，并了解垃圾回收背后所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

“随着回收成本的增加，或许我们应该开始更多地关注上游回收，这才是我们真正获得最大环境效益的地方。”罗宾说。

“洋垃圾”是新型政治筹码？自己好才是真的好

随着马来西亚与加拿大针对是否运回“洋垃圾”不断发生外交摩擦，“洋垃圾”已被部分媒体和专家认为是当今政治斡旋的新型筹码。而当中国“洋垃圾”禁令的发布与中美贸易磋商联系在一起，这种论断似乎又增加了说服力。

亚当·利布曼认为，围绕“洋垃圾”的言论也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这个词在中国被一些人用来谴责一系列被视为威胁的外国事物。

在特定的语境中，“洋”字代表着一种与过去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经历有关的特殊的“洋”。此外，随着美中贸易磋商的发展，废进口限制已卷入一场范围更广的国际权力游戏。

但推出禁令到现在，中国对外一直坚持“自己的垃圾自己治理”的态度，并在国内掀起一系列的垃圾治理改革，又仿佛在打脸这种论调：我只关注自己的垃圾治理，没有玩弄手段的兴趣。

在这些改革中，近日最引人注意的莫过于上海即将于7月1日正式实施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据E20环境平台固废产业研究中心负责人潘功博士介绍，虽然这不是中国的城市第一次推出正式的垃圾分类计划，但此次的推广和改革可以真正称为“大刀阔斧”。

据了解，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曾经两次大规模地对垃圾分类进行试点。最早在1998年，建设部就选择了八个城市作为垃圾分类的试点城市，其中也包括上海；第二次更大规模的试点发生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出于公众对垃圾焚烧产生的二噁英的恐惧，很多城市又开始进一步的探索垃圾分类。

最近几年，国家对垃圾分类更加重视，蒋建国教授分析认为，这是由于国家看到垃圾产生量在快速增加，对整个垃圾处置系统造成了压力和影响，才会大范围地推行垃圾治理源头关键一环——垃圾分类。

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整理发现，上海此次推行垃圾分类的力度之大，主要在于广泛地使用新媒体时代的推广方式，通过微博、微信等多个社交平台对垃圾分类的相关知识进行全方位的传播，并提供垃圾分类查询平台，使得公众在进行垃圾分类的尝试时更容易上手；而条例各项规定和奖惩的进一步细分，也使得垃圾分类的实施更加有章可循。

此外，随着生活和经济水平的提高，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垃圾治理以及环境保护。据微信公众平台“上海发布”上周的一项数据统计，该公众平台提供的“垃圾分类查询”功能半年查询量已超过205.7万次，公众对此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谈到上海此番举动是否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时，潘功博士对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表示，这仅仅是起步，刚刚开始，“万事开头难”，从第一次提出垃圾分类的概念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它的推广时必然发生的，“我们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了。

“虽然现在很难说垃圾分类已经有了什么成果，但我觉得把脚迈出去就是成功的一半了。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但蒋建国教对此抱有更加谨慎的态度，他认为，中国垃圾治理面临的最大考验其实是在于全球独一无二的庞大垃圾体量，因此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效仿的国家，而且只能也必须由自己来解决，必须走出自己具有自己特色的路子。

而垃圾分类正是从垃圾治理的源头、从减量的方面作出的尝试。但除了垃圾分类之外，从源头减量还需要通过一系列的保准和办法，还需要各个行业的配合。目前来看，中国仍然还是起步的阶段，还需要后续的一系列跟进措施。

《塑料王国》——永远不再重现的夏天

镜头里，11岁的小女孩易洁皮肤黝黑，四肢修长。把妹妹脸上的四只苍蝇一一扇走后，易洁重新回到室外的垃圾堆里，继续徒手分拣着垃圾。